影片《满江红》配乐备受好评 摇滚豫剧先于电影完成******

　　影片《满江红》配乐备受观众好评，创作人韩红透露：

　　摇滚豫剧先于电影完成

　　本报记者 王金跃

　　电影《满江红》票房连连告捷，其电影配乐也独具特色，引起观众的注意。影片由著名歌手韩红配乐作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红坦言，当初在接到张艺谋导演的邀请之后，她一度心里狂喜，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为一部电影作曲——为电影配乐作曲，一直是韩红藏在心里的梦想。

　　但很快，韩红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她发现，张艺谋“变脸”了。“原来我们就认识，每次见到他，都是笑嘻嘻的，很亲切，但真成为工作伙伴后，他就变得非常挑衅和难搞。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都快坚持不下去了。”

　　说归说，但这也激起了韩红的好奇心。有一次，她跟张艺谋建议，岳飞是河南人，可不可以在电影中用豫剧，张艺谋很兴奋，不过很快他就说，自己不要嘻哈和说唱。韩红一惊，“你怎么知道我要用这个？”张艺谋说，你以前就是做这个的。韩红在吃惊之余，不由心生佩服。

　　最后，韩红想到了将豫剧和电子音乐结合起来，片中西洋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混搭，迸发出一种戏剧感强烈的效果，这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韩红为此创作了90多段配乐，但在张艺谋“挑剔”的筛选后，被灭了27段。

　　韩红邀请了河南豫剧院首席板胡琴师李洪超和洛阳知名乐队斑马森林联合制作，并在全片贯穿使用了笙、笛、琴、筚篥、唢呐等传统乐器进行演奏，配合故事的推进，烘托出人物的情感传递，将音乐很好地融入故事的表达中。

　　片中出现的豫剧配乐改编自《探阴山》《包公辞朝》《包青天》《穆桂英挂帅》《下陈州》等河南经典豫剧唱段，并邀请了有着“中原第一女丑”称号的张晓英演唱。张晓英出生于梨园世家，擅长豫剧、曲剧、越调、小品等，她从黑头成功转型为彩旦，现为河南省曲剧团演员。韩红透露，为了配合电影的情绪和节奏，张晓英在唱法上做了改动，“相比原来的豫剧唱段，电影配乐中的唱腔去掉了原有的拖腔，融入了摇滚元素来加强声音的节奏感和穿透力。”从去年10月份接到邀请到11月底，张晓英多次来到北京的录音棚里录制，花了两天时间，这些配唱就录制完成了。这时候，电影还没有开拍，也就是说，这些音乐是最早完成的部分。

　　《满江红》开篇的唱段选自《包公辞朝》，而《穆桂英挂帅》《五世请缨》等选段，则用在瑶琴出现的段落中。每个唱段都有明确的含义，跟电影的主题高度吻合。此外，韩红还演唱了《满江红》的同名推广曲。

　　如今，随着电影公映，电影音乐广受好评，韩红也体验到了满满的成就感，“我现在终于可以为电影作曲了。”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